石黑一雄的生活并沒有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發生太大的變化，那已是4年前的事。

當有人問起，他會調侃說自己將獎章埋在了明尼蘇達森林深處的雪地里，附近有塊標識，需要的時候就去取。他身邊只有一枚復制品，放在家外面安全的地方。

他們一家住在倫敦，不經常出門，尤其是疫情期間。讀書、寫作、聽音樂、看電影，是石黑一雄的日常。他有一間備用臥室，狹小而局促，里面堆滿了書。

這間臥室最近成了他的“采訪間”——因為新書《克拉拉與太陽》全球同步出版，掀起搶購熱潮，世界各地記者爭相與他視頻連線，聽他用純正的倫敦腔講述新書，講述創作感悟。關于這本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出版的第一本小說，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個消息是：有黑客入侵了版權代理人的郵箱，向那些引進版權的各國出版商索要英文書稿，所幸版權代理人及時發現，并群發警示郵件，這才阻止了黑客的“竊書行動”。

獲得諾獎后，石黑一雄的寫作風格是否發生改變？人們都迫切想從新書中找到答案。

   ·石黑一雄（本杰明·麥克馬洪 攝）。

《克拉拉與太陽》是石黑一雄的第八部長篇小說。主人公叫克拉拉，是一臺太陽能人工智能機器人，專為陪伴兒童而設計。她黑色頭發，眼神友善，具備極高觀察、推理和共情能力。后來，她被14歲的女孩喬西選中，陪伴著喬西度過上大學前那段孤獨而艱難的日子。之所以艱難，是因為喬西患有一種不明疾病。

故事發生在未來美國，一個流行病肆虐的世界，疫苗帶來了希望，但每天仍有數千人死亡。孩子們不去學校，用平板電腦在線上課——幾乎與現今世界完全吻合。“這是巧合。我沒有預測疫情的先見，只是看到了社會正變得越來越隔閡、孤絕。”石黑一雄說。

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大數據，很多人將這部小說歸為科幻小說。“但熟悉石黑一雄的讀者都知道，無論他筆下的故事發生在怎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借用怎樣的題材外殼，其本質是一以貫之的。”《克拉拉與太陽》簡體中文版的譯者宋僉（音同千）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在他看來，這部小說的內核依然是一個典型的石黑式命題：人心，“它其實是借用人工智能，去探討究竟存不存在獨一無二的人性和個性”。

小說中，喬西的母親愛著自己的孩子，曾讓大女兒用基因編輯做“提升”—— 確保她在這個世界“野蠻的精英統治”下茁壯成長，卻因此失去了大女兒。到了二女兒喬西，她做了同樣的決定，眼看要再次失去女兒，她承受不了打擊，請求克拉拉模仿喬西，為了她而“延續喬西”。但真的能延續嗎？借用喬西父親之口，石黑一雄給出自己的答案：人心是一棟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間套著房間套著房間……無論克拉拉探訪多少回，總有一個房間是她從未進入過的。

石黑一雄一直對科技有著濃厚的興趣，他17年前寫的小說《莫失莫忘》，主角便是克隆人。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克隆人露絲和湯米都捐獻完器官最終離世。近些年，他開始關心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并和許多科學家、學科帶頭人討論相關話題。

“我們似乎抵達了一個新時代，有了算法與數據。但快速發展也可能帶來風險，比如個體是獨一無二的這一概念，或者人作為生物深不可測這一概念，都受到挑戰。這也是啟發我寫作的原因之一。”石黑一雄說。另一方面，他寫《克拉拉與太陽》，也算是對《莫失莫忘》的一種回應，“那個故事發生在殘酷世界，是一本悲傷之書。這一次，是想帶給人們希望”。

的確，《克拉拉與太陽》的結局還算完滿。喬西的身體康復，開心地去外地讀大學。克拉拉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陪伴喬西，并拯救她。

讀到《克拉拉與太陽》的最后一幕，才知整個故事是克拉拉在臨近“生命”終點之時，對自己一生所作的回顧，“我還有我的記憶要細細整理，按序排列”。

又是記憶，石黑一雄40多年來的書寫總是與之相關。2017年，瑞典文學院在給石黑一雄的頒獎詞中，曾對他的創作主題做過一個精妙提煉：記憶、時間與自我欺騙。為何常年鐘情于此？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

1954年，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長崎，父親是一名海洋學家。5歲那年，因父親被公派，一家四口來到英國。石黑一雄最初并沒有想過成為作家，中學時，他曾一度迷上搖滾樂，聽萊昂納德·科恩、瓊尼·米歇爾和鮑勃·迪倫，后來還自己寫歌。搖滾樂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大學，1974年，他留著長發、胡須，背著吉他，搭車走太平洋沿海公路，穿過洛杉磯、舊金山，以及整個北加州，流浪了3個月。在途中，他遇到各種各樣的人：靠賣血維生的人、酒精中毒的人、窮困潦倒疾病纏身的人……他每天寫日記，記下一路見聞。

真正開始踏上寫作之路是在1979年。那一年，他25歲，參加了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寫作課程，為成為一名職業作家做準備。當時，他住在一個小村莊里，距離學校10英里，每周搭乘巴士去學校兩次，其他時間都在租住的小房間里看書、寫作。某個夜晚，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急需搶救獨屬于自己的日本記憶，“隨著年齡增長，我的日本——伴隨著我長大的寶地正變得越來越模糊”。于是，他動筆寫作，以長崎為背景，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拿給老師和同學看，受到鼓勵。

之后，石黑一雄下定決心，用文學去探尋和保存正在流逝的記憶。“我的愿望是，在小說中重建我的日本。從此以后，我就可以指著一本書，說：‘是的。那里就是我的日本。就在那里。’”

處女作《遠山淡影》和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就是他記憶保存工作的成果。兩部小說的背景都設置在日本，前者是孤居英國的日本婦人悅子，回憶自己來英國之前的生活——那段二戰剛剛結束后的凋敝時光；后者則展現一位二戰時曾幫助宣揚軍國主義的日本浮世繪畫家在戰后的回憶、反思和懺悔。

“我喜歡回憶，是因為回憶是我們審視自己生活的過濾器。回憶模糊不清，就給我們自我欺騙提供了機會。”石黑一雄說。后來，《浮世畫家》摘得1986年“懷特布雷德獎”。石黑一雄的名字為更多人所知。

早期兩部小說都以日本為背景，又生于日本，石黑一雄不可避免地被當成日本文化的代言人。但他本人并不想被之束縛，“一個人的寫作不僅是給不同國家的人看，更是寫給不同時代的人看”。

1989年，石黑一雄的第三部作品《長日將盡》問世。小說的背景不再是日本，而是英國鄉間，書寫了一位英國男管家為維護尊嚴而壓抑情感、否定自我的悲劇人生。小說甫一出版，引起巨大轟動。“讀他的小說，既能感受到日本文學中淡雅樸素的距離美，又能體會到英國人隱忍克制的性格。”有評論家說。后來，這本書銷量百余萬冊，還摘得布克獎。

也是在這一年，他回了一次日本，并與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了一次對談。在對談中，他解釋了自己的“身份”與寫作之間的關系：“我既不是一個英國化的英國人，也不是一個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因此，我并沒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沒有要代言的社會，也沒有要為之書寫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我才不得不選擇一種國際化的寫作方式來進行寫作。”

此后，石黑一雄不再一次又一次回到幻想中的日本去“清算”自己。他選擇更為廣闊的世界和時代，于是有了以上海為背景的《我輩孤雛》，以克隆人為主角的軟科幻作品《莫失莫忘》，以及奇幻歷史題材《被掩埋的巨人》。

《被掩埋的巨人》出版于2015年，以公元五六世紀的不列顛島為舞臺，寫傳奇人物亞瑟王死后的故事。在小說中，石黑一雄設置了一只能讓人喪失記憶的母龍，同時制造了兩難境地：如果殺死它，這個族群就能回想起過去；但同時也會記起仇恨，引發戰爭。

“他將對個人記憶的書寫，拓展到了民族、國家的記憶上。他想探討的是，一個個體、民族和社會，究竟應記得什么，又該忘記什么，如果這記憶和他未曾生逢的戰爭一樣，能給他帶來如此深刻的影響，那么又能給所有人帶去什么呢？”宋僉說，《被掩埋的巨人》是石黑一雄在創作上的一個轉折和拓展。

兩年后，2017年，石黑一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是“他的小說，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發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聯系的幻覺之下的深淵”。

“諾獎得主中有個說法叫‘諾貝爾綜合征’，有人因為得了獎，覺得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是天才，生活容易完全脫離軌道。”石黑一雄說，他一直對此保持警惕，不想停止自己的創作。平日里，他隨身攜帶一個綠色筆記本，被稱為“人間關系筆記本”，里面有各種標簽，如“伴侶”“父母與子女”“對手”“朋友”，他會把電影里看到的或者生活中遇到的人寫進去。“這對我很有啟發，不光是寫作，還有生活。”目前，他正在寫一個電影劇本，從黑澤明的經典電影《生之欲》改編而來，只是將故事背景改成了英國。

無論生活還是寫作，石黑一雄都很樂觀。“我必須繼續前行，盡己所能。因為我依然相信文學很重要，尤其是在渡過眼下這個難關的過程中。”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