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從里屋抱出3本有關心肌梗塞的書。 

寫《受命》時，他花了好大工夫研究這個病。小說男主角叫陸冰鋒，是個口腔科大夫。當年，他的父親被老戰友揭發而打成“右派”，又因檔案丟失成為“黑人”，絕望中服毒自盡，死在地下室，枕頭被咬破，滿臉都是蕎麥皮。多年后，冰鋒從母親口中得知真相，一番打聽尋覓，他在醫院的病床上，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仇人——現已身居高位的祝國英部長。 

  ·止庵

止庵在內、外、婦、兒、五官科都實習過，把祝部長可以得的病想了一通，選中了心肌梗塞。“1987年，國外開始報道心臟搭橋手術；1989年，中國有醫院開始做了，這以后，心肌梗塞就不算事兒了。”

故事發生于1984—1986年。祝部長得了心肌梗塞，治療只能靠輸液。“第一次被搶救過來，什么時候二次心梗？死亡的倒計時從這里開始了。”在止庵看來，這是冰鋒復仇的動力。他不能重蹈2000多年前伍子胥的覆轍——父兄被楚平王冤殺的伍子胥，殺一個王，立一個王，興一個國，滅一個國，復仇到一半，楚平王死了，一切都失去了意義。 

很早之前，止庵就對伍子胥的故事感興趣。1988年，他開始在日記里編這個“當代伍子胥”的小說，寫了一年半后去了外企，工作繁忙，就此放下，一直到2016年重新翻出，已然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小說開篇寫冰鋒的一天，大半時間在牙鉆聲此起彼伏的合奏中度過。這也曾是止庵的一天。他每天坐107路穿過整個北京城。車上很擠，售票員從前門下車到后門收費，經常就擠不上車了。

如今，一切時過境遷。假如當年寫的話，“張三坐車上李四家去了”，他會這么一筆帶過，如今不免多添些筆墨。添加的每一點枝葉，都需要一處一處地復核歷史和記憶。止庵從里屋搬來一摞北京各城區的地方志，又拿出一沓舊報紙的打印件。

“你不覺得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兒嗎？” 

01 從回力鞋到馬丁靴 

寫《受命》，止庵花了3年時間做筆記。在首都圖書館，他翻遍了1984—1986年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精品購物指南》，用手機拍下感興趣的新聞，回家后打印出來。蝴蝶牌縫紉機、東芝牌電冰箱、王府井碧春茶莊賣的茶葉、每天晚上連播兩集的電視劇《四世同堂》……密集的生活細節，被他見縫插針地填進小說里。女主角葉生，第一次和冰鋒去天津玩，小說寫她“穿著乳白色的大翻領長款風衣，腰帶在前面打了個休閑結”，止庵指著報紙上“今春流行的風雨衣款式”下的一排女郎，“就是照這個寫的，當時好像還沒有風衣的叫法。”

冰鋒和葉生都是文藝青年，《受命》用大篇幅寫了他們的文化生活：參加詩歌小組，看先鋒話劇，逛書店，參觀現代繪畫展，去小西天電影資料館看意大利電影回顧展，尋覓北京城里各處有意思的地方……止庵列了一個時間表，時間、地點、內容，核實得嚴絲合縫。他本想安排男女主人公去游樂園玩一趟，一查，龍潭湖的北京游樂園1987年開業，而故事1986年就結束了，也就沒法安排他們坐摩天輪了。

為了一個地方，止庵常常大費周章。現在網上還掛著他的求助帖：1984—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還是菜市場？他甚至連某年某日幾點落日都查了，“如果一個人出門，天沒黑你寫黑了，怎么辦？”他想在每一個句子里，埋伏下一個時代。1984年，葉生腳上是一雙回力白色高幫帆布球鞋 ；1985年，則是一雙“Dr Martens”（馬丁靴），八孔1460經典款。 

把一個虛構的故事擱在一個真實的背景里，且極盡鋪陳這種真實，是張愛玲的拿手好戲。“她寫《小團圓》，九莉從香港回來，船上有眾星捧月的梅蘭芳。但他倆沒任何關系，梅蘭芳不在這個故事里起任何作用。”止庵說，他從書架里取出一本《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綠色封面上有一棵樹的剪影和一輪亮黃色的月亮。小說里冰鋒借給葉生看的就是這一本。止庵說，書里那篇《茉莉香片》的結尾，就隱喻著那個復仇之夜，到底發生了什么。

冰鋒再次重蹈了伍子胥的覆轍。當他帶著格斗刀，將偷配的鑰匙捅進祝部長門上的把手時，祝部長已先一步死于心肌梗塞。而葉生——祝部長的女兒——也早已洞悉一切。30多年后，冰鋒在德國做著口腔科大夫，離了幾次婚，身上一股戾氣 ；葉生在美國，成了比較文學的著名學者，從不招男博士，也不用男助手，電梯里只要有一個男人就不進去。小說里的其他人都成了新時代的成功人士——從普通工人變為世界500強公司CEO，從先鋒詩人變為領事夫人，只有他們，成了這個世界的邊緣人、畸零人，被甩下時代的車輪。

“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新舊參半的時代，漫長的傳統還在延續，新的東西已經萌芽。”止庵說，他關注的是這種嬗變、過渡與交錯。

02 高墻下的陰影

生于1959年的止庵，是兩個時代的見證者。

父親沙鷗是他的文學啟蒙者。這位以“八行詩”見長的詩人，“文革”時賦閑在家，常為兒子代筆寫作文。院里有一棵槐樹，家門口搭了棚子，種著扁豆絲瓜。沙鷗常在這里，教孩子們寫文章。 

家中藏書，除了馬恩列斯毛，幾乎全被抄走，僅留一套《魯迅全集》、一套《瞿秋白文集》以及兩個版本的《十萬個為什么》。鄰居家有《水滸傳》，止庵一借再借，前后讀了二十幾遍。他記得父親曾借來《醒世恒言》，一家人輪流看，輪到大哥已是半夜。怕影響家人休息，大哥就坐在院子里，借著月光讀了一夜。

中學時，止庵每天下學都走近三站地，去東城區閱覽室看書，回家很晚，在路上買一小包炸素丸子，放在衣袋里邊走邊吃。那時，他差不多讀完了此前一二十年出版的所有中國和蘇聯小說。

1977年，高考恢復了。沙鷗給兒子寫信：“文科是沒有用的，不能當職業，只能當愛好。”止庵聽了父親的話，報了理科。全校只有兩人考入大學，他是其中之一，被北京醫學院口腔系錄取。那一年，他18歲，同班同學中，年紀最大的30歲。

1978年5月1日，外國文學名著解禁，新華書店開著卡車到各高校賣書。止庵挑了五六種，包括《安娜·卡列尼娜》《魯濱遜漂流記》《契訶夫小說選》等，買書生涯從此開始。后來每逢星期日早上，他便去王府井書店，等著9點開門，隨人群蜂擁而入。他曾去二七劇場參加過一個詩歌朗誦會，其中就有當時正當紅的女演員林芳兵，騎著自行車來，和大家一起討論，再騎車回去，和普通人一樣。

醫科學生一學期的教材，摞起來有《辭海》那么厚，要整章整章地背下來。下課回到宿舍，止庵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塊骨頭，一度學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髏。第一次進解剖室，福爾馬林泡著一截一截的尸體，刺鼻的氣味熏得他睜不開眼。后來習慣了器官在眼前傳來傳去，可以邊看尸體邊啃饅頭。 

課業繁重，止庵就在回家往返的公交車上看書。趕上車里擁擠，只能舉著書本，貼在車頂看。兩年時間，看了幾十部，包括4本《約翰·克利斯朵夫》。

看得多了，審美與思想也悄然改變。高中時，止庵是個“雨果迷”，直至讀到福樓拜和卡夫卡，決定與“浪漫主義”分道揚鑣。1984年，他在《收獲》雜志上讀到《傾城之戀》，由此進入張愛玲的世界。1986年，他在書店買下《知堂書話》，由此知道散文還有周作人這一路寫法。那一年冬天，他把自己關在家里，花4個月讀完了《莊子》，記了5萬字筆記，人生哲學由此基本定形。

人生的角色卻始終浮動。從口腔科醫生到報社記者，如今鍍上“黃金時代”濾鏡的80年代，于他而言是切身可感的日常生活，自己買菜做飯，家里多來一位客人，就再沒余錢招待，一邊享受著文化的浪漫，一邊感受著物質的匱乏。就像《受命》里的人們，一邊手拿米票、面票買糧食，一邊排隊搶購冰箱，心里盤算著南下深圳闖世界。

只有冰鋒，身邊人都在往前走，他卻選擇與這個時代“失之交臂”，回溯過去的歷史，糾纏于父輩的悲劇。父親的老同事勸慰他：“時間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他們的功績，榮耀，地位，甚至他們的名字，將來也會被忘記。”但冰鋒執意復仇：“這件事對歷史微不足道，但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卻自有意義。如果所有人都不記得，那歷史就不復存在。”

冰鋒父親的遭遇，來自止庵父母3位友人的親身經歷。他無意重寫一個“傷痕文學”式的故事。“過去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像一堵高墻。很多人寫過這堵墻，說起來大同小異。相對那堵墻，我更想寫它投下的陰影。冰鋒背負著投影，不斷試圖有所作為，但最終無所作為。”止庵說，“我們這一代也在陰影下，但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基本共鳴還存在嗎？就像刻舟求劍，船是那條船，水不是那水了。” 

03 一個來自宋襄公時代的舊人

豆瓣上很多人說不喜歡冰鋒，也就不奇怪了。

“我覺得他也不會被現在的人喜歡。”止庵說，“他被動、猶豫、拖延，最后什么事都沒做成。”在他看來，冰鋒的被動和不成事，在于他給自己設置了許多底線：“第一，要堂堂正正，不能因此變成一個小人和壞人；第二，要光明正大，向仇人要個歷史的真相。為了最快捷地達成人生目的，犧牲個把人無所謂，現在成了天經地義的邏輯。但冰鋒要的是一個干干凈凈、不受指責、不沾污點的復仇，他的底線一直在糾纏他、妨礙他、破壞他。”

“冰鋒是一個舊人，這種人一直可以追溯到宋襄公。”泓水之戰，楚軍渡水而來。有人出主意，不妨趁機進攻。宋襄公卻說，我們是仁義之師，怎么能趁人之危？等到楚兵上岸、布好陣，一沖而上，大敗宋軍。宋襄公被射傷了大腿，第二年就死了。“后世笑話他迂腐，但對他來說，道義比勝利更重要。”

“冰鋒的失敗就像宋襄公的失敗，這是一個漫長的傳統。之后的故事里，光榮只屬于成功者。”《受命》結束于1986年。一年后，止庵感到世界變了。過去，大家的生活混在一起，每天坦然地去擠公共汽車；突然，北京多了許多高級賓館和高級飯店，一種人開始過上另一種生活。就像《受命》里蕓蕓說的：“這社會好像開始分層了。”

止庵覺得工作已干不下去，越來越窮，曾想過出國，悶頭學了一年英語。1989年春天，某外企有個空缺的位置。他去應試，西服領帶都不曾置備，穿件毛衣去的。第二天電話來，說已通過，他在日記中抄了周作人的詩：“繞遍蓮臺還自嘆，入官入道兩蹉跎。”

之前，他一個月工資105元，第一次出差，在上海住旅館就500塊。他一次次去醫院登門推銷，談的都是幾十萬美元的合同。公司里，同事們的話題圍著“致富”打轉。“我真的明白，前面那個清貧的、文藝的時代已經翻篇了，它就截止于我寫的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