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電視劇《大博弈》迎來大結局，每一個角色都呈現(xiàn)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走向——有唏噓，有感動，當然也有“意難平”。從開播到結局，《大博弈》用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勾勒出中國制造業(yè)的一段縮影，也展現(xiàn)了時代浪潮中的中國企業(yè)家精神。
 
在被問到《大博弈》的題目意義時，該劇編劇周梅森對人民文娛說：“這個博弈并不是說一定要‘你死我活’，而是均衡博弈。在這部戲里，各個角色都曾經強盛過，但是也都先后遇到了挫折，劇中，表面上是產業(yè)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博弈，歸根到底，是財富欲望與道德堅守的博弈。”
 
從青年時代起，周梅森就視法國文豪巴爾扎克為偶像，“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人間喜劇》被他奉為經典中的經典。他也一直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創(chuàng)作出一幅屬于當代中國的社會長卷。


 
 
醞釀了12年的“中國制造”故事
 
這幾年，周梅森就像一部“爆款生產機”，在銀屏上不斷產出爆款。5年前，《人民的名義》成為現(xiàn)象級作品，在他筆下寫活了政治生態(tài)中的人物群像；一年前的《突圍》雖口碑分化，但其中直面國企改革的尖銳性、復雜性，顯示出了作者非同一般的勇氣。
 
《大博弈》寫的依然是改革。聚焦了以北方機械廠、漢重集團、宏遠集團為代表的幾家國企、私企，描畫出中國重型裝備制造業(yè)在變革浪潮中奮斗求生存的宏大長卷。“《大博弈》是醞釀了12年的‘中國制造’故事。”周梅森總結道。
 
劇中，北機董事長孫和平、漢重集團董事長楊柳和宏遠集團董事長劉必定是漢江大學的校友，人稱“漢大三杰”。三人之間的關系代表了產業(yè)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與博弈。“在改革開放、中國制造業(yè)歷史變革中出現(xiàn)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在《大博弈》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如說三一重工、中聯(lián)重科、徐州重工等，他們的故事我都研究過，他們的代表人物我也都研究過。”周梅森說：“這部作品是為重卡裝備行業(yè)的精英們所做的歷史畫卷。”
 
在這幅歷史畫卷中，周梅森讓故事圍繞股改展開。2005年前后，中國不少企業(yè)面臨著股權分置改革，某著名制造業(yè)企業(yè)，從資本市場上收購了一家汽車制造企業(yè)，最終在香港和內地上市。在這一過程中，產業(yè)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特質在幾場博弈中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我很早就關注這一領域，后來我在與一些企業(yè)家交談過程中，聽到了不少這方面的故事。”以此為背景，周梅森塑造出孫和平與他帶領的北方機械廠。故事中，代表了中國制造業(yè)的北方機械廠從艱難起步，到直面挑戰(zhàn)，并逐漸走向輝煌。


 
周梅森感嘆：“這類宏大敘事的作品，一定要接地氣，一定要生活化，一定要真實，用博弈寫出一個時代的本質。”在他看來，越是主題宏大的題材，越不能端著架子教育觀眾和讀者，更不能“狗血”，不能懸浮。
 
在這部劇的創(chuàng)作之初，周梅森就考慮到如何吸引廣大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原本，劇集開場的7分鐘是一場國際股東大會，會上，孫和平和全球各地投資商討論北機上市后的情況，接著，整部劇以倒敘形式展開。戲拍完后，編劇兼藝術總監(jiān)的周梅森在審看過程中覺得不對，“如果這么拍的話，觀劇的門檻太高，把大部分觀眾擋在戲外了”。
 
他與出品方商量，把這場全球股東大會的戲全部拿掉，整部劇集則由倒序改為正序，“調整后的故事從孫和平在東南亞賣老鼠藥開始講起，展現(xiàn)處于逆境的他如何不斷學習、逆風飛揚。這樣一來，看劇的門檻就完全降低了”，這就把孫和平與觀眾拉近了。
 
《大博弈》播出后，被不少觀眾評價為“不按常理出牌”——它并非一部草根逆襲的爽劇，周梅森借這部劇，想要表達的是資本帶給人們的反思，“孫和平雖說笑到了最后，但是，他還會面臨新的挑戰(zhàn)與博弈。只要金錢永不眠，博弈就永不落幕”。
 
 
 
把書桌放在大地上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徐州一個煤礦工人家庭。小學三年級時學校停課，周梅森不得不在采石場、建筑隊做小工，14歲起在煤礦半工半讀，鉆遍了家鄉(xiāng)大大小小的礦井。
 
常年在礦井中的勞作，加上兒時生病，周梅森的聽力不太好。但早年的坎坷經歷與礦井下的幽暗，未曾將他心頭的希望抹去，他一邊勞動、一邊閱讀寫作。彼時，雖然認識的漢字不到3000個，但他已開始創(chuàng)作第一部小說，一口氣寫了20萬字。在煤礦弄不到紙，他便將包炸藥包的紙切成紙條來寫。
 
一次，周梅森在廢品收購站找到一本寫巴爾扎克的舊書，書很破，前面少了十幾頁，后面又少了十幾頁，但他如獲至寶，讀得如癡如醉。書中提到巴爾扎克在拿破侖像下寫了一句話，“你用劍征服世界，我將用筆征服世界”，這句話對周梅森來說，如同黑暗中的一抹光，激勵著他，至今難忘。
 
1974年，周梅森高中畢業(yè)，成了徐州礦務局韓橋煤礦的一名煤礦機修廠工人。在那里，周梅森認識了不少年齡相仿的工友，他們都因礦難成了孤兒，政府撫養(yǎng)他們成長，送他們到車間學習一技之長。長大后，這些孤兒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成了勞動模范，有的走上領導崗位，有的則犯了錯，被捕入獄。“從那時起，我就想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就是《突圍》中齊本安、石紅杏、林滿江三人從一起長大，再到博弈、決裂的故事原型。
 
1978年，22歲的周梅森在《新華日報》發(fā)表了處女作《家庭新話》。1979年，南京《青春》雜志社看中了周梅森，破格招收他為編輯。這年11月，周梅森離開徐州煤礦，登上了駛往南京的火車。坐進《青春》編輯部的周梅森有些恍惚，與在礦井下的工作相比，他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周梅森更加發(fā)奮閱讀、寫作。1983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沉淪的土地》發(fā)表，小說以黃河故道上幾個煤礦的興衰榮辱為主線，譜寫了清末民初悲壯而苦難的歷史。小說發(fā)表后，周梅森一舉成名，從此成為一名職業(yè)作家。
 
上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上出現(xiàn)了全民經商熱，文學陷入低潮，沒什么人讀小說，“我不認為作家天生就該過苦日子”。1994年，周梅森和幾個作家朋友在南京開了第一個股票投資大戶，是江蘇省最早的10個大戶之一，他也成為最早一批涉足股市的人。“那段生活對我認識財經世界和資本市場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幾年，我做生意也算長了見識，和江湖上各色人等，各路英雄、騙子打交道，生意做得不大，體會卻不少。”回顧自己的經商生涯，周梅森感到除了讓自己口袋里多了一點錢之外，心里反倒空蕩蕩的。
 
1996年，周梅森回到徐州市政府工作。他詳細了解了政府組織的運作方式——各級會議是怎么開的，具體的政府決策又是如何落實到基層中去的，他都一一研究。從那以后，周梅森開始了當代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這個題材下的第一部小說便是《人間正道》，這部作品為他贏得了多個獎項。小說全景式地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的社會生活，在上至省委下至基層的廣闊視野里，為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幕幕氣勢磅礴、場面壯觀的改革圖景。在當年，由于內容太過真實，還曾受到當地官員的阻撓。
 
1997年，積累了豐富人生經驗的周梅森寫了一部名為《天下財富》的小說，以中國證券業(yè)的發(fā)展和股份制企業(yè)改造的進程為壯闊舞臺，謳歌勞動與創(chuàng)造、奮斗與拼搏、公道與正義，對變革時期特有的瘋狂投機現(xiàn)象進行反思。
 
2005年，在親身經歷了一次企業(yè)股改風波后，周梅森對資本市場有了新的認識，彼時，作為中國著名散戶的他“跨界”參與了與金融資本的博弈，為了維護中小股民利益，一連寫了三封公開信，他也由此被眾多中小股民稱為“劍客”，獲得了財經界的尊重。正是通過多年的觀察和實踐，周梅森發(fā)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制造企業(yè)，在與資本博弈的過程中頑強崛起，于是就有了《大博弈》這部小說。
 
周梅森感嘆：“正是過去那些年的經歷，讓我既有了觀察社會的機會，也為寫作積累了大量素材。可以說，我的書桌就放在社會上、放在大地上。”
 
 
 
真實是作品的生命
 
從早期《沉淪的土地》《大捷》《軍歌》，到之后《人民的名義》《人民的財產》《大博弈》，周梅森的作品從新歷史小說大踏步轉向現(xiàn)實主義，跨度不小，“因為我認識到，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在發(fā)生巨大變化”。
 
通過這些年的記錄，周梅森發(fā)現(xiàn)盡管國家發(fā)展和民族崛起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問題，“就像我在《中國制造》里說的，高樓后面有陰影，霓虹燈下有血淚”，但中國確確實實在進步，中華民族在一步一個腳印中崛起。“在這么一個快速發(fā)展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都會暴露出來，這很正常。我們要有勇氣正視這些矛盾，不能在這些矛盾面前閉上眼睛，我想這就是真實，真實是作品的生命。”
 
為此，周梅森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研究中國企業(yè)與企業(yè)家，而從優(yōu)秀企業(yè)家身上，周梅森感受到了堅強毅力和敏銳的商業(yè)嗅覺。更重要的是，從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身上，周梅森看到了黨員干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奮斗與犧牲。“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是參與者，我把黨員干部的崇高精神與事跡，都借著作品寫出來了。”
 
這些年，周梅森的多部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他也同樣將真實這一創(chuàng)作原則帶到了銀屏之上。
 
《突圍》是周梅森在《大博弈》之前的一部熱播劇，一經播出就牽動了不少觀眾的心，首日便上了21個熱搜。
 
在《突圍》中，閆妮扮演的石紅杏人物形象非常立體，善惡兼?zhèn)洌?ldquo;最讓人糾結和心疼的”，在劇中，她跳江時，觀眾急得要命，一些朋友打電話來“責問”周梅森為什么讓這個角色去跳江，這讓他既覺得無奈又感到欣慰，“這就是石紅杏真實的命運”。
 
在拍攝《人民的名義》和《突圍》時，他經常趕往拍攝現(xiàn)場。“在現(xiàn)場有個好處，如果演員對有些臺詞把握不準，可以及時糾正。”同時，通過與演員交流，周梅森發(fā)現(xiàn)影視人物的形象往往能夠被塑造得更加立體。
 
《大博弈》中，萬茜扮演的錢萍是個女強人，不僅是北機廠的董事會秘書，更是孫和平的得力助手。有一場戲是錢萍與孫和平通電話，坦言自己要放棄事業(yè)，做一個賢妻良母。但萬茜覺得不對頭，認為根據錢萍這種事業(yè)型性格，不會說出這種話。周梅森覺得有道理，便重新調整劇本。萬茜等了一個星期，這期間，她也在反復琢磨、重新體會錢萍這個角色。


 
周梅森語重心長地說：“拍出一部好劇，很多時候需要出品方有眼光、膽量和氣魄，需要演員有一種精神。如果說出品方有了這種意識、這種擔當，那么，我的劇本再做不好，就是我的責任了。”
 
近些年，國產劇中，扣人心弦的現(xiàn)實主義題材作品可謂稀缺。無論古裝劇、都市劇，還是職場劇，似乎都在忙著談戀愛。周梅森的這幾部劇則異軍突起，無論是《人民的名義》，還是《大博弈》，無一不是重大主題、宏大敘事。他寫活了歷史洪流下一個個充滿矛盾的、活生生的人。
 
有觀眾說，看周梅森的劇，就像在看這個時代，看著這個時代中的人。
 
在回顧自己的創(chuàng)作道路時，周梅森總結了一句話：“創(chuàng)作者必須要在場，要對現(xiàn)實生活有認識、有思索、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