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受訪者供圖

濮存昕今年70歲，比他演過的李白、曹操、弘一法師、魯迅都大了。在他出生的1953年，新中國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第一年，今年是2023年，他已經演了40多年戲。

作為大涼山戲劇節發起人之一，每年在這個西南小城，濮存昕不像一個正襟危坐的客人或是演員，更像一個放松自在的主人或是向導。這天，他穿著卷起鮮艷褲腳的時髦牛仔褲，斜倚在藤條椅上，坦白地說自己的聽力在下降，“這位記者你要用你的‘丹田’發聲”。

在戲劇節期間來到涼山的人要做很多事，要看戲，要看風景，要曬冬日里難得的暖陽。但濮存昕的自傳《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新書分享會現場，準時抵達的觀眾想要座位那是絕無可能。到了簽書環節，已經并不年輕的“粉絲”們的熱情，讓人確信一件事，“追星”無關年齡，只有關人。

濮存昕的自傳就像半部人藝史。濮存昕的父親蘇民曾擔任北京人藝副院長，1952年，北京人藝一成立，他便來到劇院，成為第一代演員。1年后，濮存昕出生，有人開玩笑說他是“人藝的長子”。從小跟著父親在劇院長大，看戲對濮存昕來說，如同吃飯睡覺，是生活的日常。

“戲比天大”這4個字，濮存昕從小就有深刻的理解，這不僅發生在劇院，也發生在家中。家里無論什么事，都要以劇院的事、演出的事為中心，不能影響父親晚上演戲。比如，如果父親晚上有戲，家里一下午誰也不能大聲說話——父親得睡午覺。

在化妝室通向舞臺的長廊里，有條黑黑的甬道，這條甬道不準小孩子進。濮存昕去給父親送飯的時候，常常站在這條神秘的甬道口等著，“我知道甬道的盡頭就是充滿燈光的輝煌舞臺，那是一個圍繞著光環的謎”。

濮存昕說，自己的人生中，值得回味的有三大關口：第一個是從黑龍江回來，第二個是加入空政話劇團，第三個是進了北京人藝，“那種關口，突破了，就意味著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躍進了一大步，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

從16歲到24歲，濮存昕在黑龍江度過了8年知青生活。作為業余宣傳隊的一員，勞作之余，他是報幕員、演員，也會畫布景、做道具，以及當電工。“北大荒長時間的生活，是磨難，也是考驗，大喜大悲能增加對人生的理解力和承受力。這對于男演員尤其重要。男人的形象中應該有立得住、擔得起的氣質。”濮存昕說。

北大荒的田壟，長得望不到頭，割麥子的時候必須一壟一壟、一刀一刀地割，每天腰累得真像折了一般。直到現在，濮存昕還總覺得，在舞臺上演話劇就像割麥子，“一天一場戲，八九百觀眾，幾十場、上百場演出，才有幾萬觀眾，真的是一刀刀割，一場場演，生命也一步步走”。

濮存昕的話劇代表作之一《李白》，在人藝上演已有30余年，很難有演員能在人藝將一部戲演這么久，但他憑借自己的演技和人格魅力，成為“李白本白”。濮存昕覺得，演李白，每每謝幕，都會有極大的滿足感。他在書中寫道：“生命如果在此一了，也便罷了。那種盡情，那種淋漓，那種快意。好詩好戲啊！”

演了一輩子戲，大概率能演就會繼續演，濮存昕特別感謝陪伴他走過演藝生涯的不知名的觀眾們——怎么也得有千千萬萬。“他們從還青澀稚嫩的我初登舞臺開始，就為我買票，為我付著學費。時至今日，我還能再演三五年好角色，再請他們陪伴我最后一程。”

濮存昕這樣理解“戲比天大”的人藝精神：“走出劇院，演戲是閑情之事，但是走入人藝劇院，任何演員都要堅持演出，不能辜負觀眾。我在臺上演角色，其實在觀眾眼中，我就是一名當場被考試的學生。這才是我的職業的真實的角色。”

濮存昕有兩枚閑章，“青牛以待”和“二一之徒”，他還想刻一枚“不在乎”的章，以示“舍”“了”之意。他談起在南非一個國家公園看到過的一頭老象，“步履很慢，像座山，它貼著我們的車走過，地有震動感。隔著玻璃，我確信它的一只眼看著我，我們對視了”。據說象老了，在最后時刻會自動離開象群，走到原野的隱秘處，孤獨地迎接死亡，“真悲壯，有種詩和音樂感”。

在60歲之后，濮存昕常常特別強烈地感受到，到哪兒竟都是年齡最大的了。珍惜歲月、保重身體，成了老友聚會時說的最多的話。作為體育愛好者，他也漸漸打不動球了，“當今的體育明星都已經差我兩輩了”。

年齡是一個客觀存在，但暫時還不是問題。2022年，北京人藝建院70周年，要拍一組演員照片。那時候，濮存昕正在演《李爾王》，好不容易留了長頭發，他就拍了一張拿吹風機吹亂長發的照片。照片上，一臉得逞的笑容。

《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也在北京辦過新書發布會，那場發布會的最后，濮存昕自備道具，表演了《哈姆雷特》的經典選段“生存還是毀滅”。然后，他換上了偶像阿根廷球星梅西的球服，從椅子上跳了下來。這一躍，誰還不是個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