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楓（口述）

 

　　○本刊記者 尹潔（采訪整理）

 

　　王楓今年剛好70歲，用她自己的話說，“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但對于自己這個跨國家族的歷史，尤其是祖父和父親在抗戰時期的愛國往事，她了如指掌。

 

　　“七七”事變爆發那一年，她的父親王唯真14歲，正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南洋中學讀書。當時各個階層的華僑在菲律賓成立了許多抗日救國團體，發起捐款、支援祖國抗戰。南京大屠殺發生后，海外炎黃子孫的怒火被徹底點燃，許多熱血青年想方設法回到祖國、奔赴抗戰前線，王唯真也成了其中一員。關于這段歷史，父親從王楓很小的時候就一遍又一遍地講述——民族的孱弱與危亡、華僑在海外受到的壓迫與欺凌、他為什么跟隨中國共產黨，以及他在延安的工作和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閱歷的增長，王楓更深刻地理解了父親，理解了那一代華僑青年為什么告別家人、歷經千難萬險回到祖國，將熱血灑在這片土地上，乃至為民族的新生奉獻上生命。

 

　　“這是個大時代”
 

王雨亭早年照片。
 

　　我的爺爺叫王雨亭，福建泉州人，16歲下南洋謀生，接觸到進步思想，加入了同盟會，參與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等行動。1919年，爺爺在菲律賓同友人一起創辦了《平民日報》，之后十來年，他一直通過辦報紙、傳播進步電影等方式宣傳革命。1930年，他預感到日寇對中國領土的野心，專程到東北考察，后來寫成《東北印象記》一書。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爺爺決定重返菲律賓，團結華僑、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932年11月，他帶著不滿10周歲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父親到了馬尼拉，在一些老朋友和中共黨員華僑的幫助下，先后創辦了《洪濤》《前驅日報》等報刊，既揭露日本滅亡中國的計劃和行動，也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不抵抗政策。

 

　　爺爺起初并不是共產主義者，只是出于樸素的愛國思想，主張中國人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反對國民黨槍口對內。《前驅日報》也關注著紅軍的動向，先后報道了紅軍反“圍剿”和長征等情況。

 

　　我父親王唯真就是在抗日救國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也親身感受到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和處境。他在菲律賓人辦的學校讀過書，同學中有一個印度人長得非常高大，總是欺負人。有一次父親忍不住上前制止，只說了一句話，印度人馬上過來打他。父親長得比較瘦小，但學過一點功夫，用腳輕輕一勾，印度人“啪”一下就摔倒了，周圍同學都使勁鼓掌，大聲喊著“中國功夫！中國功夫！”父親一下成了學校里的名人。

 

　　當時華僑在海外的地位，就是什么人都敢來欺負你。菲律賓是西方的殖民地，本地人一直受洋人壓迫，可華僑還要被本地人和其他少數族裔欺凌。如果你說自己是日本人，別人馬上高看一眼；你說自己是中國人，歧視、打壓接踵而至。爺爺、父親那幾代華僑對此體會太深了，所以都特別愛國。他們很早就認識到，如果中國不強盛，華僑在海外永遠挺不起腰桿。

 

　　“七七”事變之后，國內抗戰形勢風起云涌，遠隔重洋的華僑也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爺爺當時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有聯系，經常向國內運送物資，并送一些年輕人回國抗日。父親不時在家里見到這些華僑青年，心里不平靜了，跟爺爺說也要回國參戰。這時他才14歲，爺爺說你太小了，再長大一些就送你回去。一年后，父親因為在學校里宣傳抗日思想，與校長發生言語沖突，被開除了。他再一次提出回國，這次爺爺同意了，并決定親自送兒子回來。

 

　　1938年10月，爺爺和父親坐船抵達香港。原定的計劃是先到廣州，再去陜北，誰料就在他們到香港那天，日寇占領了廣州，北上的路暫時走不通了，只能再等機會。

 

　　那段時間，父親天天盼著上戰場打鬼子。有一次在街上，很多人圍著一個算命先生看手相，他見到后心念一動，擠上去說，你也給我算算，我能活多久？對方算了算說，你能活到30歲。父親一想，自己才15歲，還能活15年呢，到時候肯定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行了，夠本了！”那時他已經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1939年5月，去陜北的機會來了。當時有一批來自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司機服務團人員和幾名學生要參加八路軍，爺爺便把父親交給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同志，一道搭車走。
 

王雨亭寫給王唯真的臨別留言。
 

　　臨行前，父親拿出自己隨身帶著的小本子，請爺爺在上面寫幾句留言。爺爺寫道：“這是個大時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我當然要助成你的志愿，決不能因為舐犢之愛而掩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別矣真兒，但愿你虛心學習，勿忘我平日所教訓你的‘有恒七分，達觀三分’，鍛煉你的體魄，充實你的學問，造就一個強健而有智慧的現代青年，來為新中國而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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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同行的司機服務團成員有30人左右，駕駛著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新四軍的22輛美制大卡車，以及宋慶齡女士贈送的一輛漆著紅十字的大救護車，車上滿載著華僑捐贈的藥品、紙張和汽油。為了避開日寇，車隊先繞道越南，再轉回廣西，然后經貴州、四川到陜西。負責接送掩護的八路軍同志向大家介紹了途中的注意事項：第一，沿途有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第二，國民黨軍警和便衣特務經常抓走投奔八路軍的華僑、工人，因此要特別注意集體行動，不要走散；第三，沿途瘧疾流行，要警惕霍亂。為了預防疾病，八路軍同志建議大家吃生大蒜，說大蒜是紅軍長征時的“萬靈藥”。父親就是從這個時候學會吃生大蒜的。

 

　　整個行程歷時3個多月。因為父親身體靈活、眼力好，途中一直站在司機室外的卡車踏板上擔任防空哨，一見到敵機就喊停車，大家馬上躲到路旁的草叢或山溝里。盡管如此，還是被日寇飛機的掃射打壞了兩輛車，3位同志因翻車事故和疾病失去了生命。

 

　　1939年8月，父親一行人到達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他們先進入附近的安吳堡青訓班學習。青訓班在抗戰初期同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并列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學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培訓出1.4萬名抗戰骨干。

 

　　青訓班為父親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安吳堡是延安的“窗口”，政治空氣清新，抗戰氣息非常濃厚。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干部講述爬雪山、過草地的親身經歷；從抗日前線回來的干部講述日本兵的兇狠以及對八路軍的恐懼；蹲過國民黨監獄的同志講述國民黨特務的陰險毒辣，以及烈士們視死如歸的氣概……在安吳堡學習的4個月中，父親從書本和“活教材”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初步學習了革命戰爭的理論，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1939年底，在組織安排下，父親終于到了延安。他本想先上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一段時間，然后去前線殺敵。但組織上對他說，延安和前方已經沒有太大區別了，一邊是日機轟炸，另一邊蔣介石也在調兵遣將包圍陜甘寧邊區，加上父親年紀還小，應該抓緊時間多學點革命理論，“毛主席說過，中國如果有200個真正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人，革命的勝利就不成問題了”。

 

　　這番話讓父親改變了想法。他服從組織安排，進入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簡稱青干校）學習。青干校有一個青年劇團，是延安青年藝術劇院的前身，父親在學習的同時，還在劇團參加演出兼做美術工作。

 

　　延安的物質生活是很艱苦的。父親從東南亞地區過來，沒感受過陜北這樣寒冷的冬天。他住在窯洞里，窗戶就是一層紙，手指一按就是一個洞。有時風一吹，窗戶紙嘩啦啦地就掉了，小油燈一滅，屋里又黑又冷，父親趕緊把窗戶堵上或糊上，再生火、點燈，然后接著工作。那段時間，他的手上、腳上都是凍瘡。

 

　　盡管如此，父親在精神上卻非常快樂。他深深體會到延安的平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生活條件一樣，沒有富人剝削窮人、上級壓迫下級、長官打罵士兵的事情。這種同志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幾十年后，他與延安時期的老朋友仍然經常串門、走動，有時我也跟著他去一些叔叔阿姨家。每當回憶起延安時期的生活，他們總是特別高興，聊著聊著就哈哈大笑起來。我覺得延安讓父親獲得了心靈的解放，影響了他一生。

 

　　1940年5月，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到延安訪問。在與華僑青年會面時，他一再問大家為什么參加八路軍。大家都說，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最堅決、最受人民群眾的擁護，并結合親身經歷講述了共產黨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干部以身作則、黨員吃苦犧牲在前等精神。

 

　　實地考察之后，陳嘉庚對延安精神贊嘆不已，也被歸僑青年的戰斗激情深深感動。對比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他得出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結論。這次訪問之后，延安愛國華僑聯合會很快就成立了，并成為中共僑務戰線上的一支寶貴力量。

 

　　1940年10月，父親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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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8月，父親從青干校調入《解放日報》任美術編輯，同年11月轉調新華社，從事英語翻譯工作。當時《解放日報》和新華社都位于延安城東門外的清涼山上。這是一個特殊的戰場，戰斗在那里的是一支拿筆桿子的部隊，其中95%以上是青年，包括20多名回國參戰的華僑。
 

在延安時期，王唯真所繪、發表于《解放日報》的滇緬邊形勢圖。
 

　　父親一踏上清涼山，就被那里緊張的戰斗氣氛吸引了：架設在山上的簡陋天線和土窯洞里的收報機，日夜接收著東、西半球各大通訊社發布的新聞。這些消息是處在延安山溝里的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及時掌握世界局勢的主要信息來源，而負責記錄這些外電消息的，是一群十七八歲、只掌握基本英文字母的學生。

 

　　當時清涼山抄收的外電，絕大多數是英文稿。這些稿件采用國際通用的省字法，會在電文中省略一些單詞和字母，其中美聯社的發報速度最快，每分鐘發40多個單詞、200多個字母，這意味著報務員每秒要抄錄3個以上的字母，并保持這種速度連續工作幾個小時。曾經有一名西方記者到清涼山參觀，目睹這種工作方式和戰斗精神后驚嘆不已，連聲說：“難以想象！”

 

　　清涼山創造的另一個奇跡，是新華社翻譯組的同志們破譯“天書”。報務員高速抄下的外電，字跡自然很難辨認，加上高空電離層變化的干擾，抄錯、抄漏的現象難免發生，因此從抄報房送來的電文，簡直像天書一樣難懂。但翻譯組的同志們克服困難，對抄錯、抄漏的地方加以識別、猜補，盡可能恢復電文原貌，總能把電文破譯出來。

 

　　父親在新華社英文翻譯組工作了半年多后，又調到廣播科編寫國際新聞。廣播科主要負責向敵后各解放區的報紙播發文字稿，并通過延安廣播電臺向全國發布口播新聞。延安廣播電臺的電力雖然不強，卻以新聞的真實性取信于天下，就連日偽和蔣軍官兵，也很少懷疑新華社報道的真實性。
 

王唯真、陳萍與陳萍的大姐的孩子在延安。
 

　　在延安，父親也收獲了愛情。說起他和我母親陳萍的相識，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刮大風，一床粉紅色被面的棉被從天而降，落在母親住的窯洞前。她趕緊拾起來，把浮土拍打干凈，四處環顧著尋找失主。只見一個青年急匆匆地從山上跑下來，一臉喜悅地說：“哎呀！幸好沒刮遠，太謝謝你啦！”原來父親住的窯洞就在上面一排。幾天后，他送給我母親兩條粉紅色的手絹，就是用那床被面撕成的。
 

 

　　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為我母親畫過很多像，唱過許多外國歌曲，母親聽得如醉如癡。開文藝晚會時，父親除了拉手風琴為演唱伴奏，還會組織小青年們來個分聲部的“口哨小合吹”。他的口哨吹得悠揚悅耳，每次晚會都由他“領吹”。平時，他的口哨則成了和母親約會的助興節目，僅僅是《小夜曲》，他就能吹出不同國家、不同作者的幾種曲調來。直到今天，母親還記得《小夜曲》的旋律，總會想起父親雙手揣在褲兜里、吹著口哨伴在她左右的樣子。

 

　　抗戰勝利的第二年，國民黨發動了全面內戰。1947年春，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父親隨廖承志（時任新華社社長）東渡黃河時，知道了一個“秘密”：“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

 

　　1939年在香港分別時，爺爺沒有告訴父親自己是共產黨員，以至父親在延安填寫入黨履歷的時候，把爺爺的政治面貌寫成了“隨時代前進的人”。1949年北京解放后，爺爺陪同陳嘉庚先生從香港來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時，與父親在京重逢。父親把10年前的臨別留言拿給爺爺看，爺爺感慨地說：“唯真，當年你選擇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對了！”

 

　　這些故事，父親給我講了無數遍，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69年，我參軍入伍，在部隊鍛煉了10年后回京進入鐵道部機關報工作，后來考入中國新聞學院新聞系學習。1987年，我進入新華社《瞭望》周刊海外版，負責“華人華僑”專欄的采編工作，1995年發起并參與組織了大型外宣展覽《華僑與抗日戰爭》，在國內外11個城市同一天展出，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并出版了同名畫冊。退休后，我加入了世界華文大眾傳播媒體協會，繼續與海外同胞合作，通過100多家海外華文傳媒向世界介紹真實的中國。

 

　　前輩的故事，每次講給年輕人聽，我都無限感慨。江山是什么？江山就是人民，就是人心。當老百姓知道你是真心為人民時，就會豁出命來支持你。一切為了人民的精神在今天怎么傳下去，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但我相信，只要這種精神一代代傳下去，中國共產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