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張棗在成都。（肖全/攝）

1984年深秋的一個黃昏，張棗去找好友柏樺，過“談話節”。兩人將見面比作節日，一則見面不易，當時張棗在四川外國語學院讀書，住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歌樂山下，柏樺任教于西南農業大學，位于市郊北碚，兩地相隔三四十公里，跋涉不易，常常個把月才能見上一面，每次見面都彌足珍貴；二則兩人心靈相通，因詩歌結下友誼，一旦交鋒便停不下來，從黑夜到黎明，用張棗的話說，“每次都要說好幾噸話，隨風飄浮”。

這一次，除了滿腹話語，張棗還帶來了兩首新寫的詩——《鏡中》和《何人斯》。關于《鏡中》，他沒有太大信心，想聽聽好友的意見。柏樺看完后，鄭重地對他說：“這是一首會轟動大江南北的詩。”后來，這預言成了真，《鏡中》被廣為傳誦，風靡一時，張棗由此成名。直到今天，一提起他，人們都會默念《鏡中》結尾那句詩：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11年前的春天，恰逢梅花飄落，張棗病逝。之后，幾乎每到此時，熟識的或者陌生的，總有人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懷念他。作為曾跟隨張棗3年的學生，顏煉軍這些年一直在搜集、整理與老師相關的資料，如今終于完成一樁夙愿——將其詩文集結起來，分詩歌、譯作、講稿隨筆、書信訪談和論文共5卷，成書《張棗詩文集》，于近日出版。“既是懷念，也是告慰。回憶他的過往，品讀他的詩句與詩意，總能有一些隱秘的共鳴，還有共享的甜。”顏煉軍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01 通紅熾熱的鐵，一下子被投進涼水中

寫下《鏡中》時，張棗還未滿22歲。當時的他，清瘦俊朗，有著青年詩人的昂揚、清新和灑脫。

?

柏樺長張棗6歲，兩人相識時柏樺已在詩壇小有名氣。因為都喜歡詩歌，兩人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最難忘的莫過于“談話節”。柏樺后來回憶過其中的一次談話——也是在1984年，《鏡中》和《何人斯》發表之前，他和張棗從黑夜談到第二天黎明，半夜時分，柏樺打開窗戶，任由晚風吹進煙霧繚繞的房間，窗外滿天星光。后來，張棗在詩作《秋天的戲劇》中寫下當時的細節：“貧困而又生動，是夜半星星的密談者。”

與柏樺一樣，詩人傅維也是張棗那個時期最重要的伙伴。他們一起辦刊，在操場上聊純粹的詩歌，在食堂或街頭聚餐，看面館美麗的姑娘……那段時光被認為是張棗“最光華奪目的時間”，尤其在《鏡中》與《何人斯》發表之后，他的宿舍成了全國文學青年的朝圣點。張棗有些招架不住，總是逃出來，要么找朋友到公園喝茶，要么去歌樂山曬太陽。至于校內那些詩歌討論會等熱鬧場合，他大多選擇隱身。

當時的川渝之地，像極了一個詩歌的大磁場，張棗是磁極之一。后來，張棗、柏樺、鐘鳴、歐陽江河以及翟永明，5位活躍在詩壇的人經常同時出現，被合稱為詩歌界“四川五君子”。

這樣的生活，到1986年斷了線。

那一年，張棗與本校德國外教達格瑪戀愛，決定去德國結婚定居。當時，國內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張棗自言出國“就像是離開一個大party”。但他也坦承自己的私密目的：“我特別想讓我的詩歌能容納許多語言的長處……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東西，在原文中吸取歌德、里爾克這樣的詩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種陌生化……知道漢語真正的邊界在哪里。”

在德國，沒人知道他是一個詩人。他一度有整整3個月沒怎么講話，只有在超市買東西時才勉強說聲“謝謝”。最難熬的是，他再也不能與好友在夜里談詩。為此，他開始給國內的朋友寫信，寫給柏樺、鐘鳴、陳東東等人，談論詩歌與生活。這次《張棗詩文集》的書信訪談卷收錄的書信，大都是那一時期寫的。

“我是一塊燒著通紅熾熱的鐵，一下子被投進了涼水之中。”1987年5月，張棗在給柏樺的一封信中寫道。他講到自己在特里爾大學的生活，那里面山臨水，風景宜人，黃昏除上課外，常常背書和散步，“詩歌多天未發生，心急如焚”。在給陳東東的信中，他寫自己突然脫發，“一摸腦袋，嘩啦嘩啦掉了一大片”，還提到自己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蝴蝶的傳說》，講一個中國詩人在歐洲。

就這樣，張棗在德國生活20多年，偶爾回國。其間，他讀了博士，在圖賓根大學教了 5年學，離婚又再婚，有了兩個孩子。他一直堅持寫詩——在德國，他每次自我介紹都說，“我是張棗，我是一個詩人”。代表作《卡夫卡致菲麗絲》《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等，都是當時所寫。1996年，他將自己的63首詩結集出版，取名《春秋來信》，算是他公開出版的第一本詩集。

只是在國外待得愈久，鄉愁愈濃烈。張棗的想法與出國前發生轉變，開始“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認為作為詩人的命運只有回到祖國才能圓滿。

02 “像是忘了自己會寫詩”

2005年，張棗到河南大學任教，開始多半時間在國內。2007年下半年，他到中央民族大學任教，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等課程，算是徹底回了國。

顏煉軍就是在此時遇到張棗。當時，他在中文系讀研究生，一開始并不是張棗班里的學生，但對張棗仰慕已久，便常常去蹭課，兩人由此熟識。后來，他讀博士，因導師出國，張棗成了他的代理導師。

“我之前讀過他的詩，也看到過他年輕時的照片。在課堂上見到真人時，發現大不一樣，他已步入中年，稍有些發福，頭發稀疏。他很愛笑，眉毛一斜，笑容的閥門就打開了，嘩嘩流出。”顏煉軍回憶說。在他的印象中，張棗是一個“鮮艷的中年人”：穿著鮮艷，噴香水，背大雙肩包，穿寬筒牛仔褲，顯得很酷。

詩歌、文學是嚴肅的，但張棗的課堂是活躍的。他給每個同學起一個綽號，稍胖的叫“小胖”，名字里有“晶”字的叫“亮晶晶”，姓林的女生叫“林妹妹”，顏煉軍則被叫“顏哥”。他喜歡和學生互動、討論，一節課幾乎能把每個人都叫一遍。“靈動、有趣，但不失精確和系統，就像織布機織布一樣，一針一線地講。”顏煉軍說，如今他在浙江工業大學教書，有時也會講老師的詩。

這次《張棗詩文集》的隨筆講稿卷就收錄了一些張棗給研究生上課時的講稿。他講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e Land），由“waste”（垃圾、廢物）聯想到20世紀初的工業革命，再延伸到人們對物的消耗與追求，“我們生活的意義被簡單地定義為完成物欲”；他一字一句分析龐德翻譯的《長干行》，講西方如何通過學習中國古典詩歌來表達現代性，之后又反過來影響中國現代詩歌；他講葉芝、聞一多、卞之琳、魯迅等，從這些現代主義詩人身上尋找其詩學理念、創作意圖，以及文本實踐。

課堂之外，張棗也很關心學生，“特別細心，永遠讓你覺得他替你著想”，顏煉軍說。有一段時間，他經常跟著張棗蹭飯，晚上九十點鐘，兩人相約在校園散步，談文學、談詩歌、談生活。作為詩人的張棗，也會談起創作上的焦慮，“我對自己想做的那個事情一直充滿了激情，但總有一些東西在阻礙我真正做成。在我而言，這些障礙就是對自己的恐怖，我必須戰勝自己對寫作的恐怖”。

那一時期，詩人張棗的創作速度越來越慢，用陳東東的話說，“像是忘了自己會寫詩”。

離開故土20多年，國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詩歌之于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理想高揚的中心位置，詩歌逐漸被邊緣化，詩人很難成為明星。面對此，張棗常常有一種“丟失感”。2009年秋天，陳東東去北京找張棗，兩人去了一趟大覺寺，回來后的晚上，張棗指著墻上鏡框框起的一幅字，上面是賈島的詩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說：“看到這幅字我就會想，什么時候我可以寫一首詩，有這樣的滋味。”

同年11月，陳東東在上海再次見到張棗時，發現他的身體已有明顯不適。兩人和朋友一起吃晚飯，吃到正暢快時，張棗突然一通大咳，咳得扛不住，不得不離席。那段時間，顏煉軍和同學們也發現老師的身體出了問題，“他常常感到背疼，偶爾咳嗽，呼吸困難”。

顏煉軍至今還記得最后一次見到老師張棗那一幕。那是2009年年底的某一天，大雪初停，天氣微寒。在中央民族大學上完一上午的課，饞嘴的張棗想去吃頓好的，便叫上顏煉軍。學生攙著老師走出學校西門，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熱騰騰的桂林米粉，之后將老師送上出租車，望著他離開。

“沒想到，這是我和老師的最后一面。”顏煉軍回憶說。兩天后，張棗查出肺癌晚期，隨后回圖賓根治療——他的妻子還留在德國。第二年，2010年3月8日，他病逝的消息傳出，享年48歲，僅留下百余首詩歌。

03 “寫作就是追求失敗”

張棗去世后，柏樺說：“張棗帶給我們的損失，至少目前還無法評估。”也有評論家說：“他的離去是一個詩歌奇才的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