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他正在清華上課，突發心梗，倒在講臺上。學生把他送到醫院。醒來后，他思緒萬千，特別想到了陶淵明。“想就此罷手，享受生活。春天到郊外踏青，夏天到水邊觀荷，秋天到東籬采菊，冬天到西山賞雪。”楊琪回憶說，想著想著，他用手機給所有請自己上課的朋友發出“走下講壇宣言”。發完后，總覺得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其中之一，就是一本醞釀已久的書，與中國美術史相關。

“這時才覺得，像陶淵明那樣生活，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楊琪說。身體康復后，他繼續上課、讀書、查資料、寫作，研究中國美術。哲學出身的他，“常常會突然冒出一個問題，苦苦追尋答案，直到豁然開朗。之后又推翻自己，繼續摸索”。

執筆寫作時，他信心滿滿，舍我其誰，寫到盡興之處還歌唱：“擊節高歌半世苦，援毫最愛一峰孤。”他喜歡只有一座孤峰的山水畫，覺得自己就是那一座孤峰。

新書《中國美術五千年》就在這樣的心境中完成，于近日出版。

 

楊琪寫《中國美術五千年》，緣于和好友張敢的一次談話。

20多年前，楊琪在清華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任教。有天晚上，他和同事張敢教授聊天，聊著聊著，他道出自己一直以來的困惑：教了多年藝術鑒賞課，每每講西方美術很順暢，但講中國美術史總覺得少點東西。“中國美術史是編年體，講唐宋元明清都有多少畫家，他們都有什么樣的作品。西方美術史不同，不僅敘述發展歷程，還蘊涵著對美術發展規律的理解。”

張敢對他說：“你何不試試用西方美術史的方法研究中國美術史？”一句話，點醒了楊琪。

從那時起，他給自己定下目標：寫一部中國美術史，既闡釋中國五千年美術發展的歷史，也闡釋其中的規律。

這本《中國美術五千年》便是如此。“初創—繁榮—衰敗是藝術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就在人物畫、山水畫和花鳥畫的不同發展階段，選擇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和作品來講。”

中國人物畫中，有一重要類別——宮廷人物畫，楊琪將其初創期定位在魏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當數東晉顧愷之。顧愷之畫人物，注重“以形傳神”，最著名的作品是《洛神賦圖》（傳）和《女史箴圖》。在《女史箴圖》第四段“修性修容”中，畫面上有3個女人：一個婦女對鏡自理，鏡中映出整個面容；另一婦女照鏡，身后有一少女在為其梳頭。三人姿態各不相同，卻都讓人感到幽雅文靜，姿態端莊。

《女史箴圖》第四段“修性修容”中，三位少女姿態各不相同

“這些畫包括同期作品，對宮廷人物的塑造都還處在初創階段，不按照真實的樣子表現，而是按照人物的身份地位去表現；只有孤立的人物，沒有背景。”楊琪說。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畫家顧閎中將宮廷人物畫推向高峰，其最代表性的作品便是《韓熙載夜宴圖》，畫中人物千姿百態、栩栩如生，場景真實，完全還原了夜宴的情景。

人物畫高峰期的代表人物吳道子、水墨山水畫和文人畫初創期的王維、工筆花鳥畫繁榮期的宋徽宗、青綠山水畫高峰期的王希孟……楊琪按照藝術發展規律，觀畫讀人，有闡釋有歸納，將中國五千年的美術史鋪展開來。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楊琪耽擱最久的地方在元代繪畫。“我在清華大學教授藝術理論多年，歸根結底一句話：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但是，研究元代繪畫時，這一根深蒂固的觀點受到了沖擊。

在異族統治下，畫家無國可愛、無君可忠，生活痛苦、前途渺茫。但楊琪看了無數的元代繪畫，沒有找到一幅反映悲慘生活的作品，“只有清風明月，平山秀水，梅蘭竹菊”。楊琪苦思了10年，曾經有過各種設想，又一次次被自己推翻。

有一天，他讀元代湯垕（音同后）的《畫鑒》，書中寫到王冕創作《墨梅圖》的奧秘：“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什么叫做‘寫梅’？‘寫梅’與‘畫梅’有什么區別？畫梅，形似也；寫梅，瀉自我之情也。我終于理解，王冕筆下的梅花，不是對國家命運的憤慨，不是對人民災難的嘆息，也不是對前途迷茫的無奈，而是對純潔心靈的發‘瀉’。”

王冕創作的《墨梅圖》

之后，楊琪又找來很多元代繪畫，一一分析、研究，并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繪畫，以元代為分水嶺，此前追求形似，師法造化；此后，追求神似，表現心靈。

“心，是中國繪畫的靈魂。畫如其人，畫就是我，我就是畫，畫我同一。這是區別于西方繪畫的。”他說，中國繪畫重表現、重抒情、重意境，其終極目的就是教人做一個靈魂純凈的好人——而這也正是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所在。

 

楊琪原本哲學出身，轉向藝術源于一場“書店的偶遇”。

上世紀50年代，楊琪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讀哲學，畢業后到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后來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書。趕上知青下鄉，他到邢臺種地，偶爾回北京，在家中苦悶、百無聊賴時，便偷偷開介紹信到中國書店內部銷售處去買書。

1973年冬日的一個下午，下著小雪，天氣很冷，偌大的書店空蕩蕩的，只有他一人。這時，忽聽售貨員說道：“沈從文來了。”抬頭望去，一個小老頭走進來，穿著中式上衣，戴眼鏡，文質彬彬。 

“見到他之后，我就在想，沈從文一生雖然坎坷，但有兩次成功：30年代成了著名作家，50年代成為工藝美術家。我為什么一次成功也沒有呢？一個人成功的奧秘究竟是什么呢？”回到家中，楊琪鼓足勇氣，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

沒想到很快收到回信，“在彩色花紋的信箋上，毛筆草書，蠅頭小字，竟有七八頁之多”。在信中，沈從文回顧了自己的創作經歷，談了寫作成功的因素。兩人就此開始通信。后來，楊琪知道沈從文住在東堂子胡同，離自己家不遠，便登門拜訪，每周一次，“在那8平方米的蝸居中，聽他聊些天南海北的故事”。

當時，沈從文正在重寫《中國服飾史》，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伏案寫作。一次談話中，楊琪問他：“您現在寫能夠出版嗎？如果不能出版，為什么還要寫呢？”沈從文沉默了許久，說：“不計成敗的努力，是一切事業成功之道。”楊琪茅塞頓開，從此認為失敗只有一種，那就是放棄。

有一次，楊琪去拜訪沈從文，正聊著天，忽然來了一位 60多歲的男人，瘦瘦高高，頭發花白，低著頭，沒有說什么話，坐了一會就離開了。楊琪跟了出來，與其并肩而行，搭了話才知那人是楊獻珍——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后來，他和楊獻珍也成了忘年交。正是在楊獻珍的建議下，楊琪重拾自己的專業，開始發表哲學論文。1982年，他又在楊獻珍的推薦下，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書。

“命運的轉折，就是這樣不可思議。”楊琪說。一開始，他教授哲學課程，后來他開始大量閱讀和藝術相關的書，慢慢對藝術有了興趣，并越陷越深。1999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并入清華大學，改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他轉入藝術史論系，教授“藝術概論”和“藝術鑒賞”，邊教邊學，走上藝術研究之路。

“老師講課鏗鏘有力、詼諧幽默，經常提起自身經歷，非常接地氣，課堂上笑聲不斷，堪比單口相聲。”他的課在清華很受歡迎，學生稱他為“課星”。

2005年，“課星”楊琪被北京電視臺發現，受邀為大眾講藝術課。他先后在《名師講壇》講“西方美術欣賞”，在《中華文明大講堂》講“中國美術欣賞”，旁征博引、淺顯易懂，吸引了一大批觀眾。時至今日，他的好多授課視頻被扒出來，在網絡上傳播，被認為是“藝術入門課”。

 

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楊琪一直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古代畫家如數家珍，古典詩詞隨手拈來，完全不似耄耋老人，“我喜歡上課，有癮，一上課就起勁兒！”

2017年，在清華上完最后一課后，楊琪便不上課，不錄像，不開會，不理發（自己買個電動推子）。唯一的事情就是閉門著書。

《環球人物》：研究中國美術這么多年，在您看來中國本土的美術能一直延續發展的原因是什么？

楊琪：一位美術家說過：“中國美術在與外族、外國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時又最能抵抗。”“最能吸收”，說明它的包容性；“最能抵抗”，說明它的獨立性。只有“最能吸收”與“最能抵抗”相結合的美術，也就是包容性與獨立性相結合的美術，才能爆發出強大的、頑強的生命力。中國繪畫就是這樣，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創造了輝煌的過去，同樣，中國繪畫必將創造輝煌的明天。

《環球人物》：這種藝術自信來自哪里？

楊琪：我的藝術自信，是從對齊白石的正確理解開始的。他的藝術成就，使我認識到傳統繪畫頑強的生命力。近百年來，除他外，還有一大批傳統藝術的守護者，黃賓虹、潘天壽、吳昌碩、李可染……王冕在《墨梅圖》中說：“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我很喜歡，它集中表現了中國繪畫的精粹，可以說是中國繪畫藝術自信的表達。

《環球人物》：關于中國美術發展過程，您的結論是：像滔滔黃河、滾滾長江那樣，一個波浪接著一個波浪，每一個波浪，從低谷到高峰，又從高峰到低谷。那么，您如何看當下的中國美術？

楊琪：任何事物，愈近，認識得愈清楚；愈遠，認識得愈模糊。只有一件例外，就是對于藝術作品的認識。愈遠，愈清楚（古希臘有什么藝術作品誰都說得上來）；愈近，愈不清楚。你不知道在當今五顏六色的藝術作品中，哪些會被時間淘汰，哪些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存留下去。藝術史不能寫到當前，藝術理論也不能寫到當前。對于當前的藝術問題和看法，只好留給后人去說。

《環球人物》：我們在從小到大的學習中，唐詩宋詞尚可在語文課本中讀到，“美育”卻成了缺失的一環，這確實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您這本書是希望給大眾，尤其是年輕人，補上這一課嗎？

楊琪：其實我沒有想太多。美術、美術史我也是從頭學，邊學邊教，持續了二三十年。就我個人而言，學習、研究美術史，每一次我看作品，無論西方的還是東方的，都覺得有一種純潔的、善良的靈魂在打動著我。我講藝術和藝術史的時候，也強調這種純潔善良的靈魂的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