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絲綢之路開辟以來，沿途往來的商賈、官員、使團綿延不絕，這條路上的消費圖景在不斷出土的文獻記錄中逐漸清晰了起來。

古人在絲路上都買了什么？他們在花錢購物方面有何講究？歷史上，各國貿易之間遵循哪些規則？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一份兩千多年前的“代購清單”說起。

古人花錢買什么

1990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內出土一封叫作《元致子方書》的信件。這封信，由漢代一個叫“元”的人寫給好友“子方”。他在信中拜托子方辦幾件事，包括代購一雙鞋和五支上好的毛筆。

這份“代購清單”中寫道：敦煌鞋子少，你是知道的，也困擾我很久了。請你代我買一雙一尺二寸長、“絹韋”的鞋子，而且請一定要買厚底的、方便步行的鞋子。由此可見，他需要的是一雙約合45碼的、絹里韋面的厚底皮鞋，這在當時是較為高級的“特碼”鞋。

與此私人代購不同，還有不少“代購任務”是由跨國貿易的商團承擔的。其中最活躍的，就是粟特商團。

1907年，一組“粟特文古信札”在敦煌西北一座烽燧下被發現。這些書信寫于西晉晚期，由身處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的粟特商團成員寄往撒馬爾罕。信札中提及的商品包括布匹、胡椒、酒、樟腦等。信中還特別提到，他們要把麝香從敦煌運往撒馬爾罕。

到唐朝時，絲綢之路上的商貿往來愈加頻繁。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來自撒馬爾罕的使者到達長安城，獻上“大如鵝卵，其色如金”的黃桃，被人們贊譽為“撒馬爾罕的金桃”，成為古代東西方物質文明交流的著名例證。

據史書記載，得獻金桃后，皇帝“詔令植之于囿苑”，這說明當時長安城里有很多人都在專門從事移栽嫁接外來植物的工作。而隨粟特商人沿絲路而來的種子，也從此扎根在中原大地。

除了植物，當時長安城里貴族青睞的獵豹、楊貴妃懷里的康國猧子，甚至能歌善舞的胡姬，都是由粟特人轉運而來。

當時，朝廷會給這些頻繁進行貿易往來的商人頒發一種名為“過所”的文書，其作用性質大體相當于今天的商務簽證或通行證。

1973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批漢字文書，其中就包含唐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瓜州都督府（在今酒泉）頒發給西州（今吐魯番）游擊將軍粟特人石染典的“過所”。

從這張“通行證”上看，這位“石將軍”帶著隨從康祿山、石怒忿和家奴穆多地，經過懸泉、常樂、苦水等多處，抵達敦煌。但是，這次遠行，并非將軍出征，而是為了做生意。

在敦煌，石染典需要通過漢字文書向官府呈報他們所攜帶的貨品、牲口數量，再在市場進行交易。而同時出土的《買馬契》和《往伊州市易事牒》則證明他在敦煌的市場內，從另一位粟特商人手中購買了一匹馬。之后，石染典的商團將帶著更多的貨品繼續前行，去往伊州（今哈密）進行貿易。

絲路上的“共享駱駝”

“代購”書信中的“元”，生活在敦煌懸泉置。西漢武帝時，這里便已是絲路上的重要驛站。

近百年來，這里出土了1.5萬余枚漢代簡牘。其中，《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一次康居國使團向漢朝進貢駱駝的過程。

當時，西域各國會向漢朝遣使進貢，中央政府要求沿途官員認真接待這些西域使團，并在他們入關時與使臣一起對貢品進行核驗登記。駱駝是絲路上最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其價值一直不低。因此，檢驗流程和規范變得十分精細。

在新疆出土的魏晉時期佉盧文殘卷里，有馬匹、駱駝、騾子、葡萄酒等貨物的交易記錄。從中可知，當時于闐地區市場上的物價大概是：長達6米的精致地毯，值金錢一枚；兩頭騾子的價格，可以買到一匹三歲的馬；而一匹駱駝加上一匹馬，可以換回40匹絹。由此可見，當時絲綢之路上的紡織品價格高昂，駱駝、馬匹次之。

由于駱駝價貴，很多人買不起或用不著常備，絲綢之路上便有了租用駱駝的行當，供難得遠行的人使用，類似今天的“租車行”或“共享單車”。

在敦煌寫本中，就有一些《雇駝契》。其中一份說的是，公元931年，董善通、張善保二人要去一趟京城，但因為他們“欠少駝畜”，便只能從駝主劉達子手上雇傭“十歲黃駱駝一頭”。雙方約定的租賃價，是生絹六匹、樓機綾一匹。樓機綾是用多層紡機編織而成的高級絲織品，常作為達官貴人的衣料、官員僧侶間的禮品。這說明直到10世紀，駝價依舊堅挺。

前文提到，漢代朝廷要求絲路上的官員招待西域使者。這些開銷則被攤派到了沿途驛站、關塞的普通官吏頭上了。

1973年，甘肅省肩水金關遺址內出土過一份《勞邊使者過界中費》簡冊，記錄了一次漢代肩水金關官吏均攤招待費的事。其中提道，使者一行人來到邊塞，食用粱米八斗、粢米三石、羊兩頭，飲酒二石，用鹽、豉各一斗，一共花費1470錢；肩水金關共有吏27名，每人均攤55錢。研究表明，這次分攤發生在西漢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這或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餐費“AA制”記錄了。

不過，這些分攤可能加重了基層官吏的經濟負擔。敦煌出土文獻中，有“七月俸祿用六百錢”的記載，這是漢代邊塞下級官吏的薪資，而均攤一次招待就要花費“五十五錢”，對于基層官吏而言，這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從漢到唐，不管是粟特商人在絲路上經商，還是西域使團前來朝貢，都要由官員一路核驗貨物、發放通行證，其實都是中央王朝重視商貿活動、力保貿易暢通、履行經貿管理職能的表現。

另外，除了軍事駐防、戍邊治理，諸如外事接待、關口查驗等職責，也都落到眾多西北邊塞的官吏身上，事無巨細的尺牘文書，也將他們和千里之外的中央朝廷緊密聯系了起來。

兩大錢幣體系的交融

不論代購鞋子、分攤餐費，還是購買馬匹、租賃駱駝，都要用到貨幣。在絲綢之路上，除了絹帛等絲織品可以用來充當等價物外，金屬錢幣也很早就參與了進來。

古代世界歐亞大陸主要有兩大貨幣體系，即中國貨幣體系和希臘貨幣體系。而這兩種體系之間的交流互通，正得益于陸上絲綢之路的開辟。

比如，新疆和田地區發現有30多枚外國貨幣，其特征十分明顯：圖案為馬或駱駝，銘文為希臘文和佉盧文，這是典型的貴霜帝國錢幣。后來，和田地區還出現過漢佉二體銘文錢，就是受到這種外來錢幣的影響，只是把希臘文改成漢字而已。

1897年，俄國人在我國新疆發現了東羅馬帝國的銀幣。從那時起到現在，新疆、寧夏、山西、陜西等地已經出土了近百枚東羅馬錢幣。而在遠隔萬里的廣東遂溪邊灣村，也發現了20枚波斯薩珊銀幣。

這些外國金銀幣，主要是在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墓葬或遺跡中發現的。其中，部分金幣上有鉆孔，表明它們并非現實中流通的貨幣，而是作為飾品，綴在衣物上隨葬的。

吐魯番文書中的《隨葬衣物疏》中，就提到隨葬品中有“銅錢”“手中銅錢”等，即指死者手中握著傳統的銅錢入葬。而高昌地區發現的《衣物疏》里還提到“金錢”“白銀錢”，這分別指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銀幣。可見新疆地區的先民在下葬時使用了來自東西方兩大貨幣體系的錢幣。

除了古代世界最通行的一般等價物——金銀鑄幣之外，黃金也備受古今喜愛。

1978年，阿富汗與前蘇聯考古學家在阿富汗北部西巴爾罕地區發掘了一批貴霜帝國墓葬。因為出土的黃金飾品就多至兩萬余件，這里又被稱為“黃金之丘”。

而在黃金之丘寶藏中，不僅能發現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的遺存，還有一面鑄有漢字銘文的銅鏡。與之形制相同的這種漢代銅鏡，廣泛分布在絲綢之路沿線，西到烏茲別克斯坦、北到西伯利亞、東到日本福岡，都有發現。在這些地方，人們都和中原的漢人一樣，把它當作日常用品。各地的人們都如此喜愛它，常常將之帶入墓葬。

廣袤的歐亞大陸，由于絲綢之路的存在，互通有無變得更加便捷，貨幣流通與文明傳播的范圍變得更加廣泛。在這條千年的貿易之路和消費之路上，商賈、駝隊絡繹不絕，貨物、王朝不停更迭，但不變的是人們對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不懈追求，對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持續渴望。（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