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7歲的廣東青年洪子誠考入北大；彼時，她已是擁有4年教齡的老師。1969年，在釘螺叢生、一片荒蕪的江西鯉魚洲，他們共同度過了兩年“干校”歲月——日后“當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一代宗師，一個曾是打柴班、大田班的班長，種過三季水稻，開過手扶拖拉機；一個曾是力氣奇大的勞動能手，摔磚、蓋草棚，巾幗不讓須眉。

1978年，錢理群從貴州來到北大，以39歲的高齡成為王瑤先生的研究生；彼時，她是王瑤的助手，于是擔起“副導師”的角色。錢理群的畢業(yè)論文涉及周作人，當時是“闖紅燈”式的選題。答辯會上，她找來唐弢先生“保駕護航”，在錢理群與一位老師爭論得難解難分時，她又笑嘻嘻地插話，終于“轉(zhuǎn)危為安”。

1984年，30歲的陳平原成為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屆博士生，一年后和錢理群、黃子平在筒子樓里聊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設想，轟動知識界；彼時，她已樹起比較文學研究的大旗。1990年，首屆全國比較文學優(yōu)秀著作獎評選，陳平原本來是二等獎，她是主持者，靈機一動，將一等獎變成特等獎，二等獎升了一等獎——這么處理，年輕人填表時“比較好看”。

故事的主人公、90歲的樂黛云，一直安靜聽著。學生們勸她下場休息，她一擺手：“這不是我的風格。”一頭黑發(fā)，一身紅衣，是全場最明亮的所在。

她一直喜歡紅色。上世紀80年代，樂黛云穿著紅色西服在北大課堂上講茅盾。中文系77級學生夏曉虹對此記憶猶新：“有一首歌叫《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樂老師穿上紅色的西服，真的是革命人的形象，青春永駐的形象。

01 輝煌的日子

70多年前，在一篇蘇聯(lián)小說的書評里，樂黛云寫下“生命應該燃燒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煙！”這正是她人生觀的一面：紅色，轟轟烈烈的熱度。

1948年夏天，17歲的樂黛云只身從偏僻遙遠的貴州，來到烽煙滾滾中的北京大學。中文系里大師云集，她最喜歡上沈從文的“大一國文”和廢名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分析”。5個月后，圍城炮火的轟鳴終結(jié)了悠閑自在的學院生活。樂黛云投入革命洪流，白天如癡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樓頂站崗護校，在月光下借一支手電筒的微光，校對革命宣傳品。她還和同學到沈從文家，勸說他相信共產(chǎn)黨，不要去臺灣。

1950年，樂黛云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學生代表大會。初出國門，火車在莽莽蒼蒼的西伯利亞森林穿行了十來天。她教大家唱《流放者之歌》和《囚徒之歌》，心里想著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筆下被流放的人群。到莫斯科的那個晚上，團長三令五申，不許單獨行動。她和同伴還是忍不住，偷偷溜到紅場，跑到列寧墓前，“屏住呼吸，說不出一句話，只感到靈魂的飛升”。

那時，樂黛云正和哲學系的湯一介談戀愛。少男少女相識于北大青年團，一次同去南苑勞動，午間躺在水田旁的草地上休息。湯一介揪了幾根小草，放在她口袋里，算是確定了關系。

1952年，兩人結(jié)婚。典禮在小石作胡同的湯家舉行，樂黛云毫無新娘的羞怯，發(fā)表了一通革命演說，“要注意劃清同資產(chǎn)階級的界限”。湯一介的父母笑瞇瞇地鼓掌，表示認同。

這一年，湯家搬進了燕南園58號，鄰居有馬寅初、陳岱孫、周培源、侯仁之、朱光潛、王力、馮友蘭等，群星璀璨，儼然民國知識界的地圖一角。湯一介的父親，是與陳寅恪、吳宓并稱“哈佛三杰”的湯用彤，于抗戰(zhàn)烽火中寫成《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為人一團和氣，有“湯菩薩”的外號。

這一年，沈從文已棄絕教室和文壇，遁入瓶子罐子、綢子緞子的古文物世界；廢名最得意的課程“李義山詩的婦女觀”因有“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嫌被停開，不久被派去吉林大學，晚年失明，于長春黯然離世；湯用彤遠離了教學，成為分管基建的副校長，每天拄著拐杖，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走走看看。

這一年，樂黛云畢業(yè)留校，擔任中文系首任系秘書，為政治工作忙得腳不沾地。導師王瑤勸她去念古典文學，“至少作者不會從墳墓里爬出來和你論爭”；她沒聽話，執(zhí)意選擇了風云變幻的現(xiàn)代文學。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新的時代在她眼前展開。“我們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來。”60年后，樂黛云如此形容那些“輝煌的日子”，“到處是鮮花、陽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02 門頭溝與鯉魚洲
 

輝煌的日子終止于1957年的春天。

樂黛云和文學教研室的9位青年教師，準備籌辦一份同仁刊物。刊名“當代英雄”，取自萊蒙托夫的同名小說。刊物沒有辦成，十位同仁，9個成了“右派”。樂黛云是領頭人，作為“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下鄉(xiāng)監(jiān)督勞動。

在北京門頭溝，樂黛云從山里把石頭背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正值“自然災害”，每天吃的只有杏樹葉、榆樹葉，加上一點玉米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她和一對老夫婦同睡一炕。老大爺給生產(chǎn)隊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轉(zhuǎn)悠，撿回些核桃、花生、白薯、玉米，幾人享受一頓；老大娘養(yǎng)了三只雞，每月交夠了定額，剩下的雞蛋就來一次八九個雞蛋的“大餐”。有一段時間，樂黛云每天趕著四只小豬漫山遍野尋食，“或引吭高歌，長嘯于山林，或練英語，背單詞于田野”。

1964年“五一”勞動節(jié)，湯用彤去世。他所念茲在茲的《隋唐佛教史》最終沒有完成。兩年后，樂黛云作為“翻天右派”，湯一介作為“走資派黑幫”，每天在烈日之下勞改批斗。家中的書被查封，油鹽醬醋糖被倒進一口大鍋，好多天沒法做飯。燕南園58號和隔壁的馮友蘭家，被開放為“反動學術權(quán)威生活展覽區(qū)”，從早到晚人潮洶涌。

1969年10月，樂黛云、湯一介帶著11歲的兒子，和北大2000多名教職工奔赴江西南昌鯉魚洲的“五七干校”。這是一片圍湖造田而成的灘涂，血吸蟲橫行，鄱陽湖“高高在上”，仰起頭就看到湖面上的點點白帆，一旦大堤決口，難免“人或為魚鱉”的命運。

中文系所在的七連，老弱病殘云集，硬是以“敢教日月?lián)Q新天”的氣概，建造起一排排磚房和茅草房，開墾出百余畝水稻田，創(chuàng)設了自己的食堂和菜地，養(yǎng)了不少豬和雞。多年后，當年的“五七戰(zhàn)士”在《鯉魚洲紀事》里回憶往事：200斤糧食扛起就走的裘錫圭是“裘大力”，身骨不壯但干活在行的周先慎是“巧克力”，犁田、插秧的能手陳怡焮是“陳老農(nóng)”，還有“廁所工程師”周強、“牛倌”謝冕、“拖拉機手”洪子誠……勞動強度大，許多人成了“斷腰協(xié)會”會員，干活時自娛自樂，像賽詩、聯(lián)句一般吼起打油詩，美其名曰“天佑體”（沈天佑一手推動）。

樂黛云當年38歲，最初被分配去踩泥、和泥，冬天腳泡在冰碴子里，一整天不斷地踩。她是“樂大力”，一次挑磚16塊，共80斤，還獲得過“打磚能手”“插稻先鋒”的稱號。

1970年9月，400多名工農(nóng)兵學員進入鯉魚洲的“草棚大學”，樂黛云被指定為“五同教員”，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大學”沒有圖書館，沒有實驗室，沒有課桌椅，宿舍里蛤蟆、青蛙跳來跳去。一半的時間用于勞動，老師們和農(nóng)民無異，衣衫襤褸，面目黧黑，飯量大得驚人，米飯能吃兩盆，饅頭用筷子串上五六個，令學員們咂舌。

一年后，北大從鯉魚洲撤離。草棚大學，連同曾艱辛創(chuàng)造的農(nóng)田、菜地、住房、磚瓦廠，重又歸于荒蕪，直至再度沉入碧波蕩漾的鄱陽湖。

03 郭襄開創(chuàng)了峨眉派
 

“回憶過去總是很痛苦的。”

朗潤園13號，客廳里堆滿書。90歲的樂黛云坐在沙發(fā)上，紅色毛衣的翻領上，系著黃綠相間的小絲巾。

寫這本自傳，她有兩個原則：“一個是真話不一定講，一個是傻話和謊話一定不講。”真話和謊話容易理解，什么是傻話？

“就是沒想得很成熟、很透徹的話。”樂黛云笑著說，“這輩子需要自我反省的事情可多了，好多事做得不對，也做了；好多話說得不對，也都說了。”她自稱一個“崇尚自然”的人，追求、藍圖、規(guī)劃、框架……每當被問及這些問題，“我說我都沒有” 。

做比較文學也是如此，“想著應該這么做，做就做了”。

1976年，北京大學開始招收留學生，樂黛云負責講現(xiàn)代文學。給外國學生上課，不能照本宣科地重復“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她將徐志摩、艾青、李金發(fā)等“資產(chǎn)階級”作家?guī)胝n堂，同時開始研究起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在中國是如何被借鑒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誤解和發(fā)生變形。

1980年，樂黛云發(fā)表了《尼采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從王國維、陳獨秀到魯迅、茅盾、郭沫若，梳理了尼采思想在現(xiàn)代中國的流傳譜系。1949年后，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驅(qū)”“帝國主義走狗”等反動面目出現(xiàn)的尼采，第一次發(fā)生了翻轉(zhuǎn)式的改變，成為一個質(zhì)疑舊價值觀的偶像打破者、一個“超越平庸”的“超人”。

一年后，她編譯了《國外魯迅研究論集》，收入夏濟安、林毓生、李歐梵、丸山升、竹內(nèi)實、普實克等人的文章，帶來“打開‘新的天地’的沖擊”（洪子誠語）。長久以來，一個被“神化”的、明亮的、作為斗士的魯迅，第一次顯露出復雜、幽深、孤獨的生命世界，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由此開啟新篇。

那幾年，湯一介和樂黛云，成了校園的傳奇。湯一介重新登上講臺的第一門課“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因人數(shù)太多而“三易教室”；樂黛云以尼采哲學讀茅盾，當年的學生戴錦華回憶：“在神采飛揚的講述間，樂老師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輕，間或遺忘了那潑灑在田間、牛棚、鍋爐房，那折損在污蔑、侮辱與無望中的23年的光陰。”

1981年，樂黛云50歲，學術生涯正式啟程。9月，她負笈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后，又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研究員。東西方鮮明的文化差異令她著迷。課堂討論趙樹理的《小二黑結(jié)婚》，一位美國學生說，最喜歡熱愛生活的三仙姑，最討厭多管閑事的村干部。但在一般中國人看來，三仙姑是40多歲還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壞女人；村干部訓斥她，是主持正義。

1984年夏天，樂黛云回國，在季羨林、李賦寧、楊周翰諸位先生的支持下，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建立“鳴鑼開道，打掃場地”。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當時的學生們評價，“仿佛郭襄開創(chuàng)了峨眉派一樣”；參加首屆年會的120多人，則被戲稱為中國比較文學的“黃埔一期”。

樂黛云以打造“緬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學派”的雄心，經(jīng)營著中國比較文學學會。1985年，她邀請美國左翼學者杰姆遜來北大講學，其關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講稿引發(fā)知識界地震，影響一代學人；1995年，她邀請戴錦華回母校執(zhí)掌教鞭，帶動了女性主義、電影史、大眾文化研究熱潮。從篳路藍縷到風生水起，當年她麾下那些騎著自行車、奔走在北京長街短巷的青年，如今已成為各大學、各學科的領頭羊。

而“峨眉派的郭襄”，已邁入暮年。老伴湯一介曾為她賦詩一首：“摸爬滾打在他鄉(xiāng)，翻江倒海開新章。東奔西跑一夢醒，轉(zhuǎn)識成智覺有情。”

04 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

“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是普普通通、飛不高、也飛不遠的一對。他們喜歡自由，卻常常身陷牢籠；他們向往逍遙，卻總有俗事纏身！現(xiàn)在，小鳥已變成老鳥，但他們依舊在繞湖同行。”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中，湯一介如此寫道。

他們一個面向古典，一個研究“比較”，一中一西，卻常常比翼齊飛。湯一介屬兔，樂黛云屬羊，每次外出講學，都買一只對方的生肖玩偶帶回家。樂黛云去的地方多，帶回來的也多，湯一介則笑瞇瞇地回答：“可是我送的羊比你的大啊。”

1984年，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成立，湯一介任院長，樂黛云是積極分子。這個純民間的學術團體，與《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為80年代“文化熱”的中堅，分別立起國學、科學與人文三大山頭。第一期“中國文化系列講習班”上，馮友蘭、張岱年、侯仁之、金克木、李澤厚、杜維明等大師云集。第一位演講者是梁漱溟。那一年，他92歲，30多年未曾登臺，兩個小時的演講，全程站著，廳里斷了暖氣，他卻不時用手帕擦抹額頭上的汗?jié)n。

樂黛云參加了“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面授集中在寒暑假。學員們大多是中小學教師、中下層干部，也有農(nóng)民和復員軍人。有人從山區(qū)或邊遠小城徒步趕來，扛著一口袋干糧、背著土布書包，舍不得租一個宿舍床位，就鋪張草席在房檐下或涼亭里睡覺。在岳麓書院，樂黛云遇到兩個學員，很普通的農(nóng)民，打著傘坐在屋檐下。“我問他們?yōu)槭裁撮L途跋涉而來？他們說，我們想聽聽中國過去的人講的是什么。”